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 《开惑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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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惑论》：平定西域叛乱后，为了消除众人的疑惑，避免重返迷误，乾隆帝特仿汉代王褒《四子讲德论》的问答方式，于乾隆二十四年写了这篇《开惑论》，文章采用纵横家的口气，假设春秋硕如、臻成大夫和信天主人三人，乾隆帝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充分运用三个虚构人物的讨论之妙，达到“宣风化于众庶”的效果。

《西师诗》：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以大小和卓木为首的回报又发生了叛乱，乾隆帝特御制《西师诗》，以五言诗歌的形式描绘了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全过程。

《西师诗》先从黄祖康熙帝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说起，历数从策妄阿拉布坦、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到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木对西北边陲所带来的动荡与不安，详细地介绍了出兵西部的原因，对战事进行了总结。

        乾隆帝号称 “ 十全武功”，（即乾隆年间十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乾隆皇帝自称为“十全武功”，并由此自号“十全老人”。这十次军事行动是：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大金川之役，二十年平定准噶尔达瓦齐之役，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平定阿睦尔撒纳之役，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征缅之役，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大小金川之役，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安南之役，五十五年、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两次抗击廓尔喀（即今尼泊尔）。） 统一新疆占三件： 定准噶尔为二， 定回部为一。 他对这三件“武功” 甚为得意， 因为这是远胜乃祖乃父之处。 他认为自己在位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西师。

清朝 “圣主贤臣， 莫不以提倡文化为己 任”，乾隆帝尤其有历史的 自 觉意识， 相信这会名垂青史， 所以他用诗文详尽地记录了新疆的战事进程。 乾隆帝二十四年 （ １７５９）十月 ， 西师成功， 清廷统一新疆。 短短五年时间（１７５４－１７５９） ， 清朝从筹划到结束战事， “ 一再平定准噶尔， 继复平定回部， 而窜徙异域之土尔扈特族亦向阙输诚， 归命恐后， 于是二万里之新疆自 古顽梗弗率者， 莫不在我户闼， 列诸编氓，祎矣盛矣”！

在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功绩面前， 乾隆帝对此次用兵的叙说与政治宣传也是空前自信的。 在战事结束 １１ 年后， 朝廷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 乾隆帝于序中就说自己所作 “太学之碑， 磨崖之铭， 《西师》 之诗， 《开惑》 之论， 亦既悉其肯綮矣”。

其实这些诗文不仅 “悉其肯綮”， 而且是以文学形式传布信息， 成为后世认识此事的重要媒介。 正如道光帝所谓： “ 摛鸿文以传信， 彰我武之用扬，而 《西师》 之诗， 《开惑》 之论， 尤足光阐庙谟， 昭示来许。”

学界对于乾隆帝以 《西师》 为代表的西域主题诗歌有较多研究，而对于 《开惑论》 却没有涉及， 这与乾隆帝和道光帝二人对此文的重视不相称。 那么， 《开惑论》究竟讲了什么？ 体裁有没有问题？ 如何 “ 昭示来许” 呢？ 笔者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 从 《开惑论》 看乾隆帝对道的拓展

乾隆二十四年 （１７５９） 十月 二十四日 ， 乾隆帝以西师成功始末宣示中外。 在谕旨中， 他提到：“回念前事， 转深祇惧”， 并非仅为履满思谦的客套话， 而是想到最初 “杜尔伯特车凌、 车凌乌巴什等方款关内附， 在庸庸无识之徒， 生际升平日久， 方皆狃于便安， 谓可拒而不纳”； 厥后阿睦尔撒纳等各部来降， “上苍锡祚垂禧， 予以经画边陲之事， 俾朕继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 而朕敢惑于浮议， 不勉思敬以承之乎”。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乾隆帝对准部作战， 一开始朝廷内就有不同的声音。 这种不同声音在他同日撰写的《开惑论》 中得到了全面而集中的展示。

《开惑论》 虚构了 “ 是古卑今， 循规蹈矩，喜宽衣博带， 如鲁诸生； 厌突梯脂韦， 若楚公子”的春秋硕儒， 从最初对准部作战就私下议论， 既至擒获达瓦齐，（达瓦齐是清朝时期厄鲁特蒙古的一位领袖，他在1745年继任准噶尔汗位后，统治了伊犁地区。然而，他的统治并不稳定，因为他的统治遭到了其他部落的反对，这些部落后来归附了清朝。在1753年，清朝乾隆皇帝想要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于是派人到达瓦齐处，提出了管理伊犁以北直至阿尔泰山的地区的建议。然而，达瓦齐拒绝了这个建议，这使得乾隆皇帝对准噶尔部的态度变得不友好。随后，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关系也破裂了，阿睦尔撒纳投奔了清朝。在1757年，清朝军队在准噶尔战役中击败了达瓦齐的军队，达瓦齐被俘并被送往北京，准噶尔地区被清朝接管） 仍认为： “ 夫守在四夷， 其徳莫恢， 佳兵不祥， 其理莫赅。 今所见者迥异乎所闻， 则是秦皇不必筑长城， 而汉武不必悔轮台也。”

当阿睦尔撒纳叛乱， 煽惑众喀尔喀， 北疆相率为乱， 于是春秋硕儒提出“果不出吾所讶， 宜亟罢是役， 祸庶少辑”， “ 盖祸结兵连， 吾不知何日 之息肩 矣”， 及至平定准、 回两部， 他还认为 “ 绝者不可复属， 死者不可复生， 损兵折将， 无补功成”。

《开惑论》 中所提到的这些浮议不是虚拟的，而是有确凿的史实。 准噶尔部内乱给清廷以可乘之机， 尤其是车凌、 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来归， 更激起了乾隆帝的雄心。 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 五月初四日谕告军机大臣：

伊部落数年以来， 内乱相寻， 又与 哈萨克为难， 此正可乘之机。 若失此不图， 再阅数年， 伊事势稍定， 必将故智复萌， 然后仓促备御， 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 况伊之宗族车凌、 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 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 朕意机不可失， 明岁拟欲两路进兵， 直抵伊犁， 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 众建以分其势。 此从前数十年未了 之局，朕再四思维， 有不得不办之势。

乾隆帝决定明年分北路和西路进剿准噶尔，然而此次用兵并没有得到议政大臣的赞同。 除大学士傅恒 １ 人赞同帝意外， 八旗满洲王公大臣皆畏怯退缩， 反对用兵。 对准作战， 确实存在后勤补给的客观困难。 康熙帝在昭莫多会战后， 曾深有体会地说： “ 朕亲历行间， 塞外情形， 知之甚悉。 自古以来， 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 其地不毛， 间或无水， 至瀚海等沙碛地方， 运粮尤苦。 而雨水之际， 樵爨颇难， 区画不周， 岂可妄动。”

同 时， 雍正 九年 （ １７３１ ）和通淖尔战役的教训也让参与讨论的满洲大臣都认为这样出兵会犯同样深入险地、 最终失败的错误。 当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不审虚实， 贸然发兵１ 万， 沿科布多河谷前进， 在和通淖尔附近为准军设伏 包 围。 傅尔 丹急令后 军增 援， 均 为 所败。 （ 前编卷二十四雍正九年七月 甲申《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

这是清、准战争中清军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战役。然而乾隆帝乾纲独 断， 于十九年 （ １７５４）十月 甲戌宣谕中外用兵事宜。 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 “以应行之事， 值可乘之时， 而牵 于浮论，坐失机宜， 朕亦断断不肯出此也”。

及至一平伊犁， 乾隆帝对以往的 “ 浮论” 进行了批评： “ 然究不肯以畏难之见， 徇浮论而失机宜， 且近日满洲陋习， 假持重以文其退缩……试问前此之鳃鳃过计， 谓为有损无益， 必不可行者， 今果有所 损 乎？ 否乎？ 果当行乎？ 否乎？”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到有人认为对准部的战争是有损无益， 必不可行。 他们认为西域二万余里， 沙漠辽远， 牲畜凋耗， 难驻守。 大学士史贻直在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 十月 就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 大学士陈世倌特上专折， 以粮饷、马力、 将帅 ３ 个难题， 反对继续用兵。

乾隆帝一一予以驳斥， 坚决排除浅见庸议的干扰。 及至平定西陲， 乾隆帝再次提及朝野内外的不同意见： “ 人情乐于观成， 难与谋始。 上年定议用兵， 举朝率多疑议。 及伊犁平定， 则以为事出意外。 闻阿睦尔撒纳负恩逃叛， 又以为究不可办， 且以为此固当然。 今闻伊犁宰桑悔罪擒贼，或又以为恐未必然。 人心风俗， 一何怯懦至此，此朕所以愧且惧也。”

一些不谙掌故的官员以 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两的错误说法， 对此加 以 贬词。 乾 隆帝 亦对此进 行了 批驳： “ 初非穷兵勤远， 亦不至耗财重费， 合计现在军需， 较之雍正年间所费， 不及六之一，而偏灾赈恤， 与夫中外赏赉， 初未因军兴稍有裁损， 此王公大臣等所共知者。 彼妄生异议者诚何心耶？”

《开惑论》 虽然以文学虚构的形式表现， 然而其中春秋硕儒的每一言论都有史实可查。 因此可以说， 这篇文章是对最初新疆用兵否决意见的一次总的反驳。 然而， 文章内容还不止于此， 其中还体现了两种思想观念的交锋。 春秋硕儒反对对准部、 回部作战的理论依据是： “ 守在四夷，其徳莫恢， 佳兵不祥， 其理莫赅。”所谓 “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 这是古代统治者的国家与疆域观念， 依据距离都城远近， 由近及远分为侯服、 甸服、 绥服、 要服、 荒服， 一度认为其直接统治地区为中原本土， 其周围四夷均为臣属之地， 作为中原的蕃屏而存在。 其历史依据是所谓的秦筑长城与汉武帝 《轮台罪己诏》。 秦筑长城， 客观上起到了 “界中国”的作用。

面对游牧民族的攻击， 中原民族出于自 保， 修筑长城。 但同时也限制了长城内外的交流， 加剧了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间隔阂。 而中原政权往往以此来保障内陆政权的稳定， 加强以文化为手段的“用夏变夷” 观念。 《开惑论》 中还提到汉武悔轮台。 西汉王朝自 建立之始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 确保中原地区人民的安全， 采取了 “ 兴盐、 铁， 设酒榷， 置均输， 蕃货长财， 以佐助边费”的措施。 征和四年 （ 公元前 ８９） ， 汉武帝驳回桑弘羊等人轮台戍兵的建议， 下诏反思自己， 又称 “ 当今务在禁苛暴， 止擅赋， 力本农。 修马政复令以 补缺， 毋乏武备而已”。

此后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８１） 二月 ， 召开盐铁会议， 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文化政策进行大辩论。 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个贤良、 文学， 他们都是 “ 祖述仲尼” 的 儒生， 这批 学 者大都“以经术润饰吏事”， 他们对武帝之政进行了全面攻击， 指责其 “与民争利”。 其实汉武帝的错误并不在于盐铁政策， 当时 “ 欲息外患， 势不得不以强兵为急， 然欲谋强兵又不得不先筹富国”， 他最大的问题在于 “穷奢”。

当时地方势力为一己私利考虑， 否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同时，也否定了国家对外政策。 这不是 “ 王道与霸道两条政治路线面对面的斗争”，而是不同的国家观与疆域观的辩论。 经此辩论后， 儒家的国家观与疆域观长期影响中国传统边疆政策， 尤其是在边疆问题上， 多主张 “ 加之以德， 施之以惠” 的德政。也正是因为希望通过 “ 德化” 来维持和边疆民族的关系， 所以在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中， 对边疆民族实施羁縻统治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春秋硕儒言论体现的还是传统的华夷观与以中原为中国主体的旧观念， 根本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

乾隆帝并不遵循 “ 守在四夷” 的治道与观念， 如 《开惑论》 中臻成大夫 （ 乾隆帝的拥护者， 如傅恒等的化身） 所说， “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他要打破中原王朝的传统， 改变中外华夷的观念。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 一直致力于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 所以历代皇帝对于边疆观与华夷观都有新的阐述。 此前，康熙帝认为： “ 秦筑长城以来， 汉、 唐、 宋亦常修理， 其时岂无边患？ 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 诸路瓦解， 皆莫敢当。 可见守国之道， 惟在修德安民， 民心悦， 则邦本得， 而边境自 固， 所谓众志成城者也。”

不修长城， 而长城南北不再有内外之分、 华夷之辩。 雍正帝也认为： “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 犹中国之有籍贯。 舜为东夷之人， 文王为西夷之人， 曾 何损于圣德僭王猾夏， 不知君臣之大义， 故声其罪而惩艾之， 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

乾隆皇帝继承乃祖乃父 “ 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 的思想， 眼看准部发生内乱， 作为天下共主的他不能坐视不管， 诚如臻成大夫言： “ 师旅征伐之于国， 犹雷霆霜雪之于天， 非霜雪则万汇烦嚣之气不荡涤；非雷霆则四时湮郁之气不鬯宣； 非师旅征伐， 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讋伏惩创， 不敢抗干， 是以诘戎扬烈， 益当厪于重熙累洽之年也。”

文中以自 然现象比拟政治， 论述这场战争是正义且必要的， 一则安抚降人， 二则拯救准部百姓， 三则消弭边患。 乾隆二十年 （ １７５５） ， 清朝接受阿睦尔撒纳的请求， 首次平定准噶尔部。 “ 西陲一役， 自 乙亥春两路大兵进发， 所过迎降恐后， 遂擒达瓦齐， 定伊犂， 隶属诸部， 及秋已告成， 事无顿弦遗镞之费”。

战争之所以 进展顺利， 恰恰是因 为战争得到了准噶尔部人民的欢迎， “ 乘时命将定条枝， 天佑人归捷报驰。 无战有征安绝域， 壶浆箪食迎王师”。

阿睦尔撒纳背信弃义， 在清廷平定伊犁后背叛朝廷， 所以乾隆帝决定第二次征剿准噶尔。 征讨阿睦尔撒纳的战争被乾隆帝描述为替天行道， 他一再强调自 己并非为了扩张疆域而穷兵黩武， 对南北疆的战争乃是王道之师： “ 是以王师屡入， 霆奋席卷。”

而且臻成大夫还纠 正春秋硕儒“应机” 之论， 指出准部曾有 ３ 次内乱， 但清朝并没有趁隙而兴大军： “策妄多尔济乃那木扎尔年幼昏暴， 此一隙也； 喇嘛达尔札簒夺， 又一隙也； 达瓦齐复篡夺之， 又一隙也， 彼时皆未兴兵。”

所以臻成大夫总结为： “两大部落，不为不强； 周二万余里， 不为不广； 五年成功，不为不速； 前歌后舞， 不为不祥。”

《开惑论》 所宣扬的恰是 “ 中外一家” 思想， 打破了农耕区和草原区的局限。与春秋硕儒相对的则是信天主人 （ 乾隆帝的化身） ， 他是非常之人， 缔构挞伐， “定伊犂，俘名王， 成旧志， 辟新疆， 兵不血刃而归马于华山之阳”。通过臻成大夫的评述， 可以看出信天主人 “ 成大事者不顾小谋， 图大全者宁辞小害”。

战争几经反复， “ 损兵折将之由乎？ 彼或内怯于心， 外受人绐， 决机不审， 迟疑擿埴而自 贻伊悔。 岂主人之罪哉？”

《开惑论》 一文将春秋硕儒描绘成迂腐可笑、 不知时变， “ 人然亦然， 人否亦否者”；而信天主人不仅应机而动， 更是得上天眷顾之人，“凡有水旱， 无不恤赈， 运输给价， 防其蚀侵。甘肃岁赋， 预免庚辰。 两部永靖， 并及其邻， 哈萨布露， 枭瞷文身， 无不内属， 慕义归仁。 鸿庸爰建， 千古未闻”。

乾隆帝意想不到地赢得了对准、 回两部的战争：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 内 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 而关门 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 如左右哈萨克、 东西布鲁特， 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 现在拔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 效，捧檄前驱， 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 悉为我大清臣仆， 稽之往牒， 实为未有之盛事。 即朕始愿， 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

在这场观念之争中， 无论是从开疆拓宇的事功， 还是天意与关怀民生的道义方面， 信天主人取得了完胜。

《开惑论》 接续 《盐铁论》， 为我们展示两种价值观念的战斗。 但与 《 盐铁论》 文学贤良掌握话语权不同， 《开惑论》 以 “ 春秋硕儒”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及异议之声在事功面前成了被笑话的对象。 而经过臻成大夫的开导， 春秋硕儒承认自 己是 “隙中观门、 井里窥天”，并且遭到臻成大夫 “ 若子者所谓菽麦未辨” 的 嘲笑。

乾隆帝在此是绝对的胜利者， 同时作为一个开导者， 掌握话语权， 在一定高度对此前春秋硕儒的 “ 浮论” 进行 “ 开惑” “ 祛疑”的宣传工作。 也就是说， 《开惑论》 展现的是“天下一家” 观念对华夷观的胜利， 是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对中原国家正统观念的胜利。 乾隆帝不仅是一位把握政权的君主， 而且是掌握道统的宣 讲者， 集 二者 为 一 身， 才 是 “ 信天 主人”。 他还一再表达自 己 决策得到天地神明 护佑， “ 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 所以 西师之役“屡危而屡夷， 愈变而愈康”。

乾隆帝将对阿睦尔撒纳叛乱直至最后平定南疆过程中若有神助的诸多战例归结为 “ 天恩助顺”， 这也塑造了自 己 “ 敬天爱民” 的形象。 乾隆帝谥号有“法天隆运至诚先觉” 等字， 这与他自 己的宣传密切相关。 乾隆帝通过这种方式， 表明自 己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他作为受到天佑之人， 自然有资格为中国之主。

乾隆帝对以往的国家观与边疆观虽有所改变，但其思维方式与理论基础还是以 “五服” 等儒家理论为基础， “守在四夷” 的 “夷” 不再指中华民族成员， 而是中华之外的民族， 故而后期有英夷、 法夷之说， 这体现的仍然是以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民族分类。 他仍然反对穷兵黩武、 肆意开边， 倡导王者之师， 相信天命， 他所反感的是怯懦、 退缩与不作为的做法， 这与儒家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是一致的。 乾隆帝反复强调“我朝家法， 独运乾刚， 主持振作”，他是想从道统的高度来实行治统。 “中外一家”， 以往蕃屏向外延伸， 乾隆帝的国家观与疆域观在“大中国” 观念上有了新的拓展。

二、 从 《开惑论》 看乾隆帝对文体的突破

对于不同声音的反驳与思想观念的辩论，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文章体裁形式进行表述， 乾隆帝也是深入考虑的。 赋体 “ 文近纵横派， 因 词锋易尽， 设为问答， 易于驰骋”，所以赋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 《答客难》 与 《非有先生论》都是成功的范例。 关于 《开惑论》 体裁的类别，如果仅从标题看， 容易误以为议论文， 所以李靓将其归入 “ 论说辨物类”。

文之体例， 刘勰言： “故论说辞序， 则 《易》 统其首； 诏策章奏， 则 《书》 发其源； 赋颂歌赞， 则 《诗》 立其本； 铭诔箴祝， 则 《礼》 总其端； 纪传铭檄，则 《春秋》 为根。”

论说重在阐释， 发表观点； 而赋则是铺排直陈。 章学诚对赋的渊源、形式与内容特点进行了分析： “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 出入战国诸子。 假设问对， 庄列寓言之遗也。 恢廓声势， 苏张纵横之体也。 排比谐隐， 韩非 《储说》 之属也。 征材聚事， 《吕 览》类辑之义也。”

《开惑论》 假设文学硕儒与臻成大夫问对， 而信天主人申 大义以折衷之。文中不乏较为工整的对仗， 如上文所引 “ 定伊犂， 俘名王， 成旧志， 定新疆”； “ 成大事者不顾小谋， 图大全者宁辞小害” 等。 文章还采用排比句式增强论说气势： “ 两大部落， 不为不强； 周二万余里， 不为不广； 五年成功， 不为不速； 前歌后舞， 不为不祥。 子徒见始事之秋， 选愞畏葸者之腾口 ， 是所谓人然亦然， 人否亦否者也。 且师旅征伐之于国， 犹雷霆霜雪之于天， 非霜雪则万汇烦嚣之气不荡涤； 非雷霆则四时湮郁之气不鬯宣； 非师旅征伐， 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讋伏惩创， 不敢抗干， 是以诘戎扬烈， 益当厪于重熙累洽之年也。” 可以说，《开惑论》 完全符合赋体特点。 于敏中提到 《开惑论》 时， 将其与赋并列： “ 《盛京赋》 所以述懿美晰挞伐之事理，《开惑论》 所以迪凡蒙褆躬。”（ 《初集》于敏中奏折）

从中也可 以 看出 该文确 实 为 赋。 乾隆帝 “ 因 仿《四子讲德》 之遗意， 作 《开惑论》 ”。《四子讲德》 又名 《四子讲德论》， 是西汉王褒的作品。 文章假设微斯文学、 虚仪夫子、 浮游先生、 陈丘子等 ４ 人， 通过讨论， 达到 “ 欲宣风化于众庶” 的效果。 该篇虽以 “ 论” 名 题， 但体制沿用汉赋主客问答方式， 完全符合赋体之要件。

在文章形式上， 《开惑论》 仿 《四子讲德论》， 二者都是赋体。然而 《开惑论》 与传统赋又有不同。 以往设为问答的赋体文章主体往往是由问答角色的夸饰话语构成， 而 《开惑论》 中春秋硕儒、 臻成大夫与信天主人的话语所占篇幅不到全文的一半， 尤其是叙述战争进展的部分 ３ 人话语篇幅更少。 即使是 ３ 人问对， 也没有传统的铺张扬厉，纵横恣肆。 与传统赋文以文中人物问答推进文章不同， 《开惑论》 却以一个外在的客观叙述者的角度讲述战争进程， 而人物问答不过是起到承上启下以及点出主旨的作用。 同时， 文中竟有 ８００多字的夹注， 对所述事件进行补充说明。 这样的安排， 体现出作者文体选择的矛盾： 一方面试图以赋的形式设为主客问答铺开事件， 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的文辞藻饰会损害纪实的客观性。 《开惑论》 是为了 宣传政治思想， 问答是形式， 而事理是归依， 所以求得真实才是最为重要的。

既然是纪实求真之作， 那么文章材料的来源必须可靠。 除了前述 “浮议” 都有史实依据外，《开惑论》 所述史实基本上依据前方官员与将士的奏报， 同一内容乾隆帝用不同文体在不同时期有所表述， 可以互相参证。 如对南疆回部战争中， 黑水之役主将兆惠被围三月 ， 后来援军解围， 乘胜追击， 回部悉平。 诗歌 《黑水行》 详细记录了兆惠被围以及围解的经过， 其中还描写了传奇性的经历： “引水灌我我预备， 反资众饮用益丰。 铳不中人中营树， 何至析骸薪材充。 着木铳铁获万亿， 翻以击贼贼计穷。 先是营内所穿井， 围将解乃眢其中。”

而这些都是前方将军奏折内容： “ 贼引 水灌营， 我兵即决濠宣泄； 或以苇埽蔽体， 及掘沟潜伏， 俱为我兵焚烧截杀。 狡计百出， 卒不得逞， 且于账房附近拾得贼人枪炮铅丸数万， 即 以 击贼。”

比较而言， 《开惑论》 叙说则较为简略： “ 搜穴得米，掘井得泉， 贼铳着木， 取铅丸数十万， 反以 击贼， 无不中贼之酋豪。”诗文相互补充证明， 这样也就将纪录的事件坐实， 用乾隆帝自 己的话说， 这些诗文的目 的是： “ 据实书事， 永矢乾乾。” （ 《初集》卷二十《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

他 希 望 这 些诗文叙述成为历史记忆， 并且永远为后人牢记。《开惑论》 行文简略， 以 ３０００ 多字概括了前后五年时间 （１７５４－１７５９） 清朝从筹划到结束战事的情况， 同时还穿插三位人物的答问。 这也就造成文章一方面惜墨如金， 另一方面语焉不详。

为了弥补黑水之役叙述的缺略， 乾隆帝又增加了夹注， 对征战回部前因后果补充说明： “戊寅冬，将军兆惠直薄叶尔羌， 道远马疲， 被遮固守， 时经三月 ， 深沟髙垒， 贼不敢侵， 且屡获神应。 而夏前调兵， 在道副将军富徳得以檄促赴援， 又参赞大臣阿里衮解马适至， 内外夹击， 军威大振。

至己卯夏， 酋惧， 六师继进， 弃城远遁， 入拔达克山界。 寻以追兵压境， 其汗素尔坦沙闻风归化，杀贼函首以献， 回部悉平， 西陲永定。”但这一内容， 远不及系列诗歌详尽， 从托和鼐征回第一战到和落霍澌、 乌什、 黑水、 和阗、 博罗齐、 喀什噶尔等地， 凡有战事， 必有诗篇。 整个对准部、 回部作战， 乾隆帝写有 ３８ 首诗歌， 而《开惑论》 要概括 ３８ 首诗歌的内容， 当然难当其任。 诗详赋略， 这与乾隆帝对诗赋的认识不完全符合： “赋者， 古诗之流。 诗以言志， 其有不能尽言之志， 则赋可以 申 之。”（ 《初集》卷二十四《哨鹿赋· 序》）

诗歌由于篇幅的局限， 其内容本来难以与赋铺排的淋漓尽致相比。 而 《开惑论》 因 为涉及时间跨度大， 空间范围广， 人物和事件繁杂， 限于篇幅， 从而导致整篇文气不畅， 不仅没有赋的纵横恣肆之感， 而且往往有欲言又止、 如骨鲠在喉的感觉。 如上引： “ 大夫曰： 子不闻长卿之言乎？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 对于 “ 常” 与 “ 非常” 本可以展开， 但话未说完就转入到战事的叙说。 阿睦尔撒纳反叛后， “ 硕儒复过大夫之闾两人都没有展开话题。应该说， 乾隆帝还是能认识到文学形式重要性的， 他认为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又其次为立言。而德与功皆赖言以传”。 （《二集》卷二十八《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乾隆五十三年 （ １７８８）三月 十九日 ， 他曾下达专谕： “且朕所作诗文， 皆关政教， 大而考镜得失， 小而廑念民依， 无不归于纪实。 御制 （诗） 集俱在， 试随手披阅， 有一连十数首内专属寻常浏览， 吟弄风月 浮泛之词，而于政治民生亳无关涉者乎？ ”认为赋文浮夸， 势必造成本意不明； 枝辞过盛， 而实理反减。 乾隆帝欣赏的是载道之文， 追求对道的阐述， 如果道越重， 则文可有可无。 他时时挟道自重， 不顾勤一世精力以尽心于文字间， 期望于道万一有所得。 正是这样的观念， 《开惑论》 文随道变， 文章一 方面重 视对史 实 的 叙述 （ 前部分） ， 一方面强调对思想的阐述， 在这样的前提下， 赋文的外在形式也可以为之改变。 就传统的保守的体裁观念看， 《开惑论》 就以牺牲文体特色为代价， 造成文章样式的内在混乱。 然而， 另一方面， 就解放的文体观念看， 乾隆帝不拘一格， 打破文体限制， 根据纪实性需要调整文体，因此前部分似纪事本末， 而后半部分才是赋。 这样的安排， 体现出作者对文体的突破。

三、 《开惑论》 的后世影响

章学诚认为赋除了形式特点外， 还有思想特色： “ 虽其文逐声韵， 旨存比兴， 而深探本源， 实能自 成一子之学； 与专门之书， 初无差别。”在这个意义上看， 乾隆的 《 开惑论》 所阐述的疆域观、 战争观以及中国观都是一家之言， 其影响深远。

《开惑论》 撰写后不到 ５０ 年时间， 嘉庆十年（１８０５） 《西陲总统事略》 撰就， 无论官员还是士人， 都认同了乾隆帝对新疆的观念， 认可了中央对新疆的直接管理。 如伊犁将军晋昌所云： “我高宗纯皇帝神威圣武， 恢扩遐方。 自 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荡平达瓦齐之乱， 始有其地……乃鉴于汉唐之陋， 设将军于伊犁， 为南北总统……劲旅碁布， 城郭星罗， 兵农并寓， 教养兼施， 声教旁敷，无远弗届。”

吏部文选司员 外郎程振甲对乾隆帝统一新疆前后情形有所概况：昔之人通大宛、 安息穷极之壤， 置校尉守之， 且战且安辑之。 推其初心， 闻 天马、葡萄以侈其疆， 而不思安抚之长策， 故任张骞、 班超而通其地， 任段禧任向而终汉之世，不得与幕庭争逞。 斯时山川 疆索， 屯戍之利，如龙门叙大宛、 兰台叙西陲著称， 叛服无常，羁糜之而已。 我朝定鼎 以来， 若土鲁番、 哈密已入版章， 寻收伊犁， 定喀什噶尔等八大城、 哈喇哈什等十小城， 其地东起玉门， 西尽大宛， 南至于阗， 北迤西括康居之境， 环历天山， 沿 泝河源。 皇威所届， 悉郡悉邑，其外宫以藩卫共球毕集， 重九译而来庭， 举前代之荒远难测、 可怡可愕者， 悉于衽席间见之， 有河狱之英生祭其辰。

这些对功业的反复叙说， 不仅有推崇的意味， 而且有生当其后、 超迈前人的自 豪之情， 再也没有像春秋硕儒那样的 “ 浮议” 之声， 更多的是对乾隆帝事功的认同。 这也是 《 开惑论》所欲达到的的舆论效果。新疆统一的现实最终影响到清人对新疆的态度与观念， 突破了过去中央王朝以中原为中心的狭隘思想， 使新疆各民族共同获得了 “ 华夷一体” 和各民族平等的观念， 也使 “ 大一统” 观念在政治空间和地理空间得到扩展， 使清政府的统治在新疆得到广泛的政治认同， 统一新疆受到更多的赞誉， 而浮议则受到摒弃。 作为学者的龚自 珍也认同乾隆帝开疆辟土的功绩， 他的 《西域置行省 议》 几乎与 乾隆帝 《 开惑论》 主旨一致：

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 生， 应天运而 用武， 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 兼用东南北之众， 开拓西边， 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 西藩属国尚不预， 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 未可测矣。 然而用帑数千万， 不可谓费； 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 军书百尺， 不可谓劳； 八旗子弟， 绿旗疏贱， 感 遇而 捐 躯， 不 可谓折。 然而微夫天章圣训之示不得已， 浅见愚儒， 下里鄙生， 几几以 耗中 事边， 疑上之智； 翦人之国， 灭人之嗣， 赤地千里， 疑上之仁。 否否。 有天下之道， 则贵乎因之而已矣。 假如鄙儒言， 劳者不可复息， 费者不可复收， 灭者不可复续， 绝者不可复苏， 则亦莫如遂因之以为功， 况乎断非如鄙儒言。 因功而续加之， 所凭者益厚， 所藉者益大， 所加者益密， 则岂非天之志与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 

他否定了像春秋硕儒一样的前人观念， 把他们贬为 “浅见愚儒” “ 鄙儒”， 在拓地二万余里的事功面前， 用帑、 焦劳、 牺牲等都可忽略， 传统的 “耗中 事边” 与 “ 翦人之国， 灭人之嗣”的批评意见也被看作迂腐； 而乾隆帝处心积虑、费尽心思所宣扬的天佑观也得到了肯定， 统一新疆被视为顺应天的意志的行为。 士人与皇帝实现了由意见分裂到观念一致， 其基础倒不是 《开惑论》 祛疑与开惑的结果， 而是事功的现身说法， 不容置疑与反驳， 所谓 “ 因 功而续加 之，所凭者益厚， 所藉者益大， 所加者益密”。 由此可见， 一个思想观念的宣传与被接受， 倒不在于宣传的形式， 而在于具体的事功， 具体的事功会加速观念的接受。

没想到的是， 同治年间， 面对沦入外敌之手的新疆， 清廷内部 “ 浮议” 之声又起， 形成以李鸿章为代表的 “ 放弃论” 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 “收复论” 针锋相对的两派。

左宗棠肯定了乾隆帝统一新疆对于巩固北方边防的重要意义， 同时指出： “ 高宗平定新疆， 拓地周二万里， 一时帷幄诸臣， 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 圣意坚定不摇者， 推旧戍之瘠土， 置新定之腴区， 边军仍旧， 饷不外加， 疆宇益增巩固， 可为长久计耳。”

左宗棠赢得朝廷信任， 有一点就是抬出祖宗家业不可遗弃的家法， 这是历史的警戒。 一百多年前的 《开惑论》 为后来清廷坚守新疆奠定了历史依据与理论基础。

乾隆帝统一新疆后发布的 《开惑论》 在文体上有突破， 而其中体现的思想观念随着新疆的归属与发展， 逐渐得到国民的广泛认同。 朝野对于统一新疆的认识基本一致， 这是 “ 上顺天心，下因人事， 其得之也不为黩武， 其守之也不为费财” 的正义之举。

乾隆帝在新疆的行事与功绩不仅是抽象的符号在文本中再现， 而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精神唤起国人对此土此民的认同。

乾隆帝通过 《开惑论》， 重新建构并维系了中国疆域观与多民族国家观， 这是中国治道的拓展，同时对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讲， 《开惑论》 确实起到了祛疑与开惑的作用， 也确实能够 “昭示来许” （ 前引道光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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